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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西学”(续)

陈  晋

(二)关于西方近代历史,毛泽东说,“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

毛泽东1970年5月1日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时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毛泽东注重阅读西方近代史,原因大体如此。

在毛泽东看来,西方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些内容和过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经验可作参考。比如,如何解决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问题,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革命总是从弱到强的问题,等等。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不可磨灭的印象》一文中说,毛泽东在延安同他谈话时,精确地论述西欧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主义,又进而把他在延安所看到的中国情况同一位外国记者在瓦利福奇会晤华盛顿所看到的美国革命情况相比较。毛泽东说,在外国人看来,也许延安各方面的情况都很落后,就像他们当年也许只看到了华盛顿简陋的司令部而没有认识到华盛顿的主张能使他取得胜利一样。毛泽东问道,乔治?华盛顿有机器吗?乔治?华盛顿有电力吗?没有,英国人虽然拥有这些东西,可是华盛顿胜利了,因为人们拥护他。

1950年6月中旬,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其中谈到西方近代史上的一些土地改革问题。毛泽东看到这个报告后,觉得西方的事情很复杂,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各国的方式及结果并不完全一样,因此,西方近代土地所有制的变革与中国进行的土地改革不好笼统类比。于是,给刘少奇写信:

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及其以前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国是经过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破坏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不是我们这样的土地改革。德国、意大利大体也是如此,但比英国还不彻底,还保存了许多封建遗踪。日本则封建的土地制一直严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由美国人进行一种极不彻底的“土地改革”,现在仍有严重的封建主义。美国则从来没有封建主义,由欧洲移民进去一开始就生长资本主义的农业,故农村市场特别广大。只有林肯时代解放美国南部几州的农奴,是一种反奴隶制的斗争。各国历史既如此复杂,大都和我国现在这样先进行土改,后发展工业的情况不相同,故以不写国际历史一段为宜。

毛泽东阅读西方近代史,不仅从政治角度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中国革命实践的必要对照,还注意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和经验。1962年7月15日,在会见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拉希迪时谈到东西方社会的差距,毛泽东说:我们都读过西方国家的历史和西方国家的小说。西方国家在17世纪、 18世纪还是落后的。18世纪,他们的小说中还没有提到铁路、火车、电灯、汽车,他们那时还没有这些东西。到了19世纪,他们的这些东西也还不多。巴黎公社起义时的工人阶级,也主要是手工业工人,是规模比较大的作坊,好几十个人在一个作坊劳动,主要是手工劳动,机器不多。西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这一百多年的事。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在经济上,在自然科学和技术上,我们亚非国家比他们落后。但是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经过几十年,我们可以改变这种落后状态。

在西方近代史中,毛泽东最注重了解的是法国革命史,这方面的著述读得比较多。1970年5月1日,他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谈到:写法国革命史的人很多,读过法国马蒂叶写的法国革命史,有朝气;读过一个苏联人写的,太简单;还看过一个英国人写的,英国人写法国的事,总是要骂娘的了。

毛泽东还经常同法国以及非洲的法语国家外宾,讨论法国大革命史中的一些细节。1972年7月10日,他同来访的法国外长舒曼详细谈到法国大革命砍了路易十六的头,全欧洲进攻法国的事情。谈到山岳党领袖罗伯斯庇尔,是一个乡下小律师,初到巴黎时说话结结巴巴,他就依靠那个长裤党干了起来。谈到拿破仑一战成名的土伦战役;谈到拿破仑占领了差不多整个欧洲,但后头犯了错误,政策不大对了;谈到拿破仑的战略失误在于第一不该去占西班牙,第二不该去打俄国;谈到为什么不该打俄国的原因,是那里不能过冬,而选择打莫斯科而不是彼得堡,没有一下子把沙皇抓住,这也是失算;甚至谈到拿破仑究竟是死于胃病还是被人下毒,等等。毛泽东喜欢读谈法国革命史,大概是因为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复杂、剧烈、彻底的程度等方面比较接近。

(三)关于西方自然科学,毛泽东说,在这方面“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

毛泽东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比较感兴趣的是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进化史等方面代表性论著。关于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学说,关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遗传学领域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争论,关于土壤学,关于物理学界的基本粒子新概念,关于杨振宁、李正道提出的宇宙不守恒理论,毛泽东都曾花功夫去阅读和了解。

毛泽东读西方自然科学书籍,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哲学角度来理解和发挥。比如,读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基本粒子新概念》后,他提出: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再如,1974年5月30日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当李政道解释他和杨振宁1956年提出的宇宙不守恒理论时,毛泽东的理解是:就好比我的肩膀,一边高一边低,好比我的眼睛,一个好一个不好。意思是事物在对称中有不平衡。李政道现场演示了物理学上的平衡和对称不是一个意思后,毛泽东还发挥说:古希腊的欧几里德三元宇宙它是不动的,物体是不动的。它是专讲空间,不讲时间。时间是运动的。时间是空间的属性,没有空间是不运动的。

法国的拉普拉斯在1796年发表的《宇宙体系论》一书,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由于和康德的学说基本论点一致,后人称之为“康德—拉普拉斯学说”。苏联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球物理学家施密特(今译施米特——笔者注)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陨星说”,又称“俘获学说”。毛泽东对这两种学说都很关注。1969年5月19日同李四光谈话时,毛泽东表示:我看康德、拉普拉斯讲的还有点道理。我不大相信施密特的说法。

在自然科学研究上,毛泽东始终承认西方走在了前面,并力主向他们学习。当然,他也主张破除对西方的迷信,但破除迷信和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在他看来并不矛盾。对此,在1960年3月18日会见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时,毛泽东讲得很清楚:

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这些民族的大小。我们东方人有一种自卑感,总觉得自己不行,白种人比我们强。这是一种迷信,要破除。破除迷信与向他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他们的设备等。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他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

(摘自《党的文献》2014年第6期。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8455app下载中心》杂志2015年第4期

(责编:王金雪、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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